四　纠错：读者群对《大秦帝国》的独特关注
　　作为大型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难免诸多具体错误。读者群对此书的强烈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认真纠错。这种纠错，根本点是读者们对我们民族文明圣地的景仰与热爱，他们容不得写这个时代的作品有知识错讹。说到底，这是真诚的善意的给你指出错误。这些方面，读者中的网友们表现得尤其令我感动。三年前，自从有纠错出现，我在网站上便开辟了《砖头集散地——大秦帝国纠错专栏》，专门供网友读者提出错误之处。
　　这个现象，我很有感触。我也知道，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历史小说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错误者，绝对不是我一个。但是，读者们认真揪住不放的，大体只有我一个。在网上大规模地揪住不放的，尤其少，至少我没有见到。这足以说明，读者们喜欢这个时代，中国文明的正源对读者有感召力，所以对《大秦帝国》出现这样的瑕疵，他们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就觉得《大秦帝国》应该是没有瑕疵的。我给网友们说过，出版社的国家职业标准是允许万分之一的差错率，《大秦帝国》500多万字，至少允许出500个差错，欢迎大家找差错。历经三年多，大家找找找，找到了大约五七十个。后来经过网友们组织的评委会认真公开地评议，否定了一批，真实有效的纠错，总共不到40个。

　　对这种批评与纠错，我没有理由以任何形式去回绝，去抗拒。当然，我也不能违背艺术创作规律，这个我在网上也曾经做过一些说明，有一些东西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权力，你不能让它任何细节都不许虚构，对任何事件人物都不许调整，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给大家讲，《大秦帝国》就主干而言，就基本事件而言，就所有的历史基本元素而言，它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世的大历史学家史念海这样评价过：在他读到的历史文学作品里面（他当时读到的还是文学剧本），《大秦帝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大时期联系的这么紧密，社会矛盾冲突这么剧烈连绵，根本不需要你去虚构重大事件，唯一需要的虚构，就是增强它的血肉性，让它丰满起来。再就是体现历史逻辑的连接点，推演断点的内在逻辑，体现历史精神所必要的艺术结构调整，以及分析、考据一些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基本的历史元素，譬如人物结局、重大事件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秦帝国》是对得起读者和社会的。我曾声明，要给有效纠错的网友每人赠送一套全本《大秦帝国》。书展之后，我将立即实施这件事。（整理者按：纠错赠书，孙先生已经兑现）。　　

　　　　　　　　　　　　　五　《大秦帝国》的精神价值目标

　　有朋友私下经常问，《大秦帝国》究竟想干什么？

　　许多网友也经常发问，认为《大秦帝国》一定是有目标价值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大家都是同人，我可以坦率的说：《大秦帝国》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
　　戴高乐曾说，中国是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文明，具有最悠久、最辉煌的传统。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文明话语权。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不清楚，中国既往有关文明的问题，都让外国人说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魏得迈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出的大河治水成就了中国文明的发端，英国《剑桥中国史》的文明史编纂理念，以及一些海外华人在远端回过头来看中国，所写出的具有文明考察视野的著作，譬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还有当代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都是关于文明历史的审视。在文学方面，法国的《九三年》，美国的《飘》，南美洲的《百年孤独》，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思》，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日本的《德川家康》等等，都是以文学的形式发掘展现文明史的作品。
　　而在我们的历史学界，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却没有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相应的大型作品。我们的历史小说少吗？确实不少，倒很可能是世界最多。但是，我们的文明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变形的？我们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文学，都不去涉及这样的问题。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界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历史学界没有做好这件事。我在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家也都明白，中国历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大体都是断代史的划分。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明清史等等，以这些断代研究取代了、淹没了整体文明史的研究。本来，我们中国人文有一个最优秀的历史传统，就是大学科综合性。我们听说过，古典学问家历史家谁是搞断代研究的吗？这种人文合一的传统本来是很优秀的，可是我们没有保留。我们在50年代重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的时候，向苏联学了这种“专业学科”体制。基于当时的条件，学了也就学了，我们无由指责。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人文学界仍然停留在这种框框下对待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怎么能把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文明形态去研究呢？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专门理论，也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民众的历史情结下，在国人对历史演绎的特殊爱好下，中国的历史小说对民众所能起到的影响作用，某种程度上确实大于历史理论。关羽成为武圣人，有哪个历史学家赞成了？可是，他就成了。根源何在？一大半在《三国演义》。所以，在中国要传播文明历史理念，文学艺术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比历史理论与任何理论的作用都要大。
　　所以说，只要我们有清醒的文明理念，无论是历史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会对中国社会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从民族文明发展的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重建工业科学时代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新的民族文明。果真如此，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文明历史如何扬弃，继承什么，否定什么，都应该有相对清醒地评判。如果没有自觉审视文明历史的意识，我们就不可能达成合理的继承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意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做到的，只是从具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民族传统。譬如作家冯骥才等大力从事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意义确实很大。但是，它无法取代，也无法满足我们对文明史的研究需要。也就是说，用文化去说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文化是具体表现形式，而文明则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综合表现。在我们中国文化界、理论界，没有文明发展史这个意识。
　　所以，《大秦帝国》，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就是为了给国家、给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
　　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的解析！
　　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哦，那个时代的先祖族群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明形态下生活的；他们的生命状态是那么的朝气蓬勃，他们的竞争状态是那么的昂扬奋发，他们的功业意识是那么的强烈进取，他们做事方式是那么的坦荡磊落，他们是阳谋的，不是阴谋的。后世笼罩社会的扭曲我们精神的那些陈腐的、衰颓的东西，在那个时代不是说绝对没有，但绝对不是主流。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是阳刚的、健康的、光明的、向上的。当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不能说所有人都读得懂，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懂。但是，我坚信，绝大多数读者会有一种领悟，会认识到：我们中国的文明根基中原来有如此一种更有强势底蕴的传统精神，而绝不仅仅是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腐朽与衰颓，绝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风貌。
　　具体而言，《大秦帝国》给国家、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至少有两点是写作时期的具体目标：第一个，在民间理念上，超越并肃清《河殇》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从政策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河殇》后来被禁了。但是在民间理念的意义上，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这就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封建王朝超稳定论等等。这种理论，事实上都没有抓住中国文明的根基。《大秦帝国》理清了我们的根基文明以后，至少在文明理念上告诉我们的民众，或者展现给我们民众一幅远古的历史图画：我们的文明根基是这样的，绝不是那样的。这个“这样”，就是强势生存，就是变革图强。
　　第二个实际标志，就是取代台湾柏杨先生的“酱缸论”。严格意义上说，酱缸论不是一种文明理论，而是一种很形象的、很概括的、已经形成既定影响的说法。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至少，现在一般的社会意识，是认为这个东西说得是对的。很多人到海外以后，甚至我们的很多华人科学家，都是非常肯定柏杨的酱缸论的。
　　总体上说，无论是酱缸论也好，无论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太合乎实际的根基：都把中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和文明历史说成是混乱不堪的，说成软弱的、苍白的、单调的，甚至是神秘的、丑陋的等等。从这种根基去评判中国文明，就不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了那么多的文明形态，为什么唯独中国这个文明形态、这个庞大的族群就能在五千多年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完整整地延续下来？当然，客观的说，我们的文明在汉以后有了很多变性、扭曲、污染，这都是事实。但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其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文明历史发展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真审视文明根基时代与其后演变之间的区别，仅仅将其后的“流”当作了“源”，甚至将最末端的腐朽文化当作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后大加挞伐。
　　任何一部涉及中国文明的著作也罢、理论体系也罢、学问流派也罢，只要不接触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文明，不接触中国文明的正源，而要企图说清中国文明问题，或者企图给中国文明下一个综合定义，肯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谁不说清春秋战国秦帝国，而企图说清中国传统文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许多人经常强调国学，中国的国学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得在中国的强大深厚的原生文明中去发掘。无论是孔子的儒家，还是那个时代的诸子百家所形成的整个的健康的文明生态，总之，都得到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去发掘。所以，我们任何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政论专题节目等等，如果不从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个原生文明时代去说中国文明的话，肯定会走向偏路。
　　《大秦帝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意识很自觉。我们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给读者展现出来的，正好就是那个时代原生的、本色的东西。所以，这部书在社会上的流行，读者对它的认可，本身也说明了一种现象：读者认可我们的文明理念。只要《大秦帝国》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形式流传下去，我相信，关于中国基本文明的这些理念，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很感性的、形象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意识中呈现出来。《大秦帝国》的这个精神本位，就体现在这儿。读者读完《大秦帝国》，所记住的决不仅仅是故事。这是无数读者的反馈，一再证明了的。
　　只要这种文明根基理念在社会普遍传播开来、矗立起来，我们的社会文明理念就与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真实地吻合了，我们的文明话语权也就站住根基了。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六　关于最后两部的创作方法革新

　　虽然，《大秦帝国》的创作是一种精神本位的创作。但是，我没有忽视在创作方法上寻求突破。当然，在实际创作中，这种寻求突破毋宁说是寻找一种更能体现历史神韵的方式。就基本点而言，《大秦帝国》的写作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寻求过创作方式的革新，从来没有过“贾岛式”的方法推敲之苦。
　　我的基本原则是：这个事件怎么叙述顺当，怎么叙述更能给人印象深刻，更能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就怎么结构怎么叙述，从不刻意追求打破常规。《大秦帝国》前四部的故事叙述方式，基本是一致的，而第五六部，则出现了比较大的不同。有网友说：“第五六两部，表现出作者控制欲的增强。”但他也同时认为，这种“控制欲增强”的部分，恰恰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实际说，最大的革新，就是在秦始皇每统一一国，我都在后面有一篇类似于读史札记那样的东西，探讨该国灭亡的原因，系统回顾这个国家从建立诸侯开始的国家性格、政治传统、族群精神以及民风民俗所蕴含的社会根基等等，系统揭示它为什么衰落，为什么最终灭亡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历史上对六国灭亡有过太多的言论，且大多都是文化名人写的，大家相对熟悉。像苏东坡父子三人，都写过“六国论”。
　　到帝国最后灭亡的第六部最后，我仍然有一个将近六万字的大回顾文章，叫“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这个东西写什么？就是系统地澄清历史上的“暴秦论”。我从战国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秦的评价开始，系统梳理二十五史中对秦的种种评判，归纳性的给予澄清批驳，尤其是历史上主要攻讦秦帝国的三大基本说法：暴政论、专制论、落后文明论，做了具体的分析澄清。某种意义上，带有一些考据色彩。
　　为什么这样？不是简单的为了寻求方法革新，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作品的精神价值目标。如果我始终隐藏在背后，就会违背《大秦帝国》要澄清历史迷雾的根本宗旨。因为，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被历史烟雾大大扭曲了的时期，如果在历史的烟雾中不能矗立起一座灯塔，我觉得有负于那个时代，有负于我们的文明良心。
　　凡是这些形式革新，都不是事先想好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当笔下的历史河流汹涌到此时，自觉不得不如此做，不得不如此写，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帝国文明说清。现在，书已经出完了。这种形式，如果被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就是说，读者对这样的方式已经很好的接受了。如果这样，它也许更能说明一种深刻的创作上的规律：社会和读者呼唤的和需要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脱离内容的技巧，而首先是作品的内容与精神；如果在读者需要的内容中出现了读者眼中所不熟悉的创作方式，他们宁可欣然接受；而脱离内容与精神的那种纯粹的形式革新，则很可能被读者迅速的遗忘。
　　《大秦帝国》写作这么多年，今天我们走到这一步，就现在的现状来讲，比我预想的好。所以，我对河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所有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向大家鞠个躬。我就说到这儿吧，然后咱们可以一起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