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胆略和勇气
　　来自我们这个还没有被陈腐传统完全窒息的时代
　　　　　　　　——答中华读书报舒晋瑜
　　记者舒晋瑜：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对秦时代是持否定态度的。敢于扭转这种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您的勇气和胆略始自哪里？

　　孙皓晖：一个人，只要他将中国文明的问题想清楚了，对历史真相研究清楚了，对历史烟雾也看透了，他就一定会说出要说的话。当然，面对两千余年所形成的思维定式，这样做，意味着既要背叛自己的教育基础，又要挑战社会的既定理念，结果完全可能是身名两裂。实在地说，确实很难，确实需要勇气，需要胆略。我所以这样做了，应该说，有我的挑战性格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来自于我所体察到的不断涌动的社会需求。

　　什么是不断涌动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矛盾——我们必须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我们却不清楚我们的文明根基，所以我们不能迈开文明大创建的历史脚步；我们必须摆脱陈腐的历史传统的羁绊，而这种陈腐的传统，又恰恰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我们奉为国学根基。

　　这种矛盾与冲突，是我们的社会达到一定的富庶阶段后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必然是普遍性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性，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基因之中。即或我们小康了，我们也不会满足于现状。我们必然要跨越农业经济所奠定的古典文明根基，创造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以工业与科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新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

　　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性矛盾，我们这个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文明反思潮。虽然，那个时期出现的成果，还囚居在近代史以来的崇拜西洋文明而彻底否定中国文明的套路里。但是，毕竟是那个时期，开始了我们对中国文明根基的总体反思。其后，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问题弥漫开来。集中到一点，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明根基究竟在哪里，中国的良性历史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在什么样的价值观上前进？

　　一百多年来，只有这一时期自发涌动出的文明反思潮，排除了简单化的服务于政治的目标，具有了回归文明反思自身目标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不再是在急迫的救亡运动下的应用性攫取，也不再是在阶级斗争理念下的政治性论证。这一时期的历史反思，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发达阶段的条件下，我们不再为温饱所累，不再为外侮所困，不再为内部折腾所神经质，我们才可能从容不迫的、严肃郑重地来讨论对于民族具有根本性的这一重大问题。这种讨论，没有官方的指令，但它却蓬蓬勃勃地在发展。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国家命运感、民族命运感的学者，都会敏锐的感觉到，我们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文明反思潮。如果用历史现象类比，这就是我们的春秋时代——一个真正解析自己的生存历史并开始选择自己的历史实践方式的时代！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没有丧失对社会的感知能力。

　　于是，我没有理由怯懦，我必须呈现自己的思索成果。

　　说到底，这种胆略与勇气，来自我们这个还没有被陈腐传统窒息的时代，来自我们生存的社会。所以，我感谢这个时代。
　　记者舒晋瑜：长期的历史遮蔽，使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在写作中，您对于错误解读的纠正，做了怎样的准备？

　　孙皓晖：这个问题，在我昨天和写出《狂雪》的著名诗人王久辛的聚会中，他也问到了。实在说，社会与读者对《大秦帝国》的反应，已经好得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是个很少悲情的人。但是，对于《大秦帝国》的遭遇，我是做好了最充分精神准备的——长期不被社会理解，惨遭全面误读，我个人也因此“身败名裂”。即或那样，毕竟中国不再是阶级斗争时期，总归是能生活下去的。

　　这种现象没有发生，我很庆幸，也倍感欣慰。毕竟，我们这个民族汪洋恣肆，能才名士纷纷然涌动在各个阶层；我们这片海洋的水温，又正在空前合适的时节，所以有了诸多共鸣。　

　　记者舒晋瑜：在写《大秦帝国》的过程中，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或者说是怎样的创作状态？您觉得自己真正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物了么？

　　孙皓晖：我其所以能坚持做完这件事，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它的品格所在。我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只要我坚持做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完，能做好。

　　写作的16年中，我基本上是小作坊蜗居的生涯。我和夫人从西安到海南，也是为了这个小作坊蜗居得更没有干扰。如此大而艰难的一个工程，如果没有长期沉浸出的安静肃穆的一个写作场，很难使精气神始终贯通，你将被无数的零碎的必然的应对分割得有心无力。在这一点上，海南要相对好许多。只要你没有写作之外的企图心，不主动伸展欲望，自己安于囚居状态，就没有人来干扰你，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将你卷走。

　　对于长时间的研究与写作，任何技术性的准备都是次要的，或者说，无论多么细致的准备，永远都会显得临阵不足。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体会得太多了。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准备。就是说，你是否真正进入了长期鏖战的精神状态，准备好了为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程耗去一生最丰茂的时段，甚或直到生命的终结？只要精神准备足够雄厚，任何准备不足都是可以弥补的。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起决定意义的。

　　对于那个时代与人物的理解，我倒是可以骄傲地说，我理解那个时代，也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更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否则，我不可能走出《史记》这座大山，也不可能浮出汪洋无边的史料之海。

　　记者舒晋瑜：在您的眼里，秦始皇是怎样的一个人？

　　孙皓晖：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被扭曲最严重的。但是，只要认真地研究了历史，就一定会对秦始皇有一个正确的评判。《大秦帝国》中的秦始皇，当然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形象猥琐的暴君。从历史事实说话，秦始皇时代至少有五方面的功绩旷古未见：一是统一了中国，二是创建了统一的中国文明体系，三是大规模的建设成就，四是肃清北边胡患，五是大规模开发岭南。

　　秦始皇一生，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克尽全功，这样的伟大政治家，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再者，秦始皇时代人才济济如满天星云，始皇帝独能凝聚群雄开拓创造，终其一生没有杀害一个功臣，如此人格魅力，后世帝王可有一人做到？当然，秦始皇也有缺陷，但不是主流，远远不足以被歪曲得完全没有了人形。有人说，我是为秦始皇翻案。我认为，翻案说得层面太低了。我是展现历史真相，这就是真实的秦始皇。假若同时也达到了翻案效果，我是乐于见到的。

　　诚实地说，商鞅和秦始皇，是中国文明正源生成时代的两根支柱，无论是他们的人格魅力，还是他们的文明功绩，都是我们民族的泰山北斗。

　　记者舒晋瑜：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林剑鸣曾对您说过，写秦帝国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当代革命历史题材。怎么理解？您认为《大秦帝国》的完成，对于史学界有何意义？

　　孙皓晖：林先生的话，表层意义，主要是针对当时非常重视当代革命历史题材，而相对疏忽古典历史题材的现象说的；深层意义，则是说我们的国家要前进，不但要继承曾经的当代革命精神，更要发掘继承我们民族的良性文明传统，后者更是我们的根基。

　　作为文学作品的《大秦帝国》，对历史学界，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胡平先生说，某种意义上看，《大秦帝国》的认识价值大于文学价值。关于中国文明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大秦帝国》都涉及到了，而且都作出了回答。从职业层面说，这些本该是历史学界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是，人文领域应该都是相通的，文史不分家嘛。

　　记者舒晋瑜：您认为当前历史小说的创作存在哪些问题？

　　孙皓晖：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最主要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创作理念的阴谋化、卑俗化，二是历史观的陈腐性。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譬如学问功夫等，但不是主要的。历史小说的轴心内容，在于政治生活。而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太阴谋化了，太卑俗化了，无阴谋权术不成政治，无宫闱密事不成人物。这样的历史小说，完全是作者基于所谓“发掘人性的阴暗面”的理念导致的，也和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的阴谋化理解有关。至于历史观方面，大体都是两千多年来熏成的儒家理念，很缺乏高端文明时代的视野。
　　记者舒晋瑜：目前，很多评论家对《大秦帝国》评价很高，谢有顺说，这部作品“是要试验每一个读者、评论家阅读耐心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能不能把它读完，读完之后能不能真正与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对话，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试金石。”但现在看，评论界对作品的认识与探讨似乎还远远不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皓晖：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就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体，去接受社会所有层面的解读；作者的自我解析，也未必比读者们准确深刻。所以，任何肯定，任何批评，我都是坦然的。

　　评论界对《大秦帝国》的探讨，不可能很快达到像对当代小说名作那样普遍而热烈的程度。如果达到了，反而奇怪了。因为，我们的文学艺术界的公共良知、文明视野，已经被尘封得太久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基于个体感知而写作，已经成了文学领域的普遍存活方式。在这样的条件下，要这个圈子骤然回身瞩目一部完全以文明大视野为出发点、以国家民族命运为轴心的作品，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谢有顺先生所说的“试金石”，可能其意蕴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