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伟大，和我是否推崇没有关系
                         ——答《海南日报》蔡葩问

    记者：《大秦帝国》自出版之日起就备受关注，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汇聚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评论家，赞扬之声成为主流，批评之声也显尖锐。对于一部大作品，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对此，您有何看法？

    孙皓晖：我说过，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就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客体，去接受社会所有层面的解读；作者的自我解析，也未必比读者们准确深刻。所以，任何肯定，任何批评，我都是坦然的。我愿意与读者们一起欣赏《大秦帝国》，欣赏那个时代，也愿意与读者们一起分析批评《大秦帝国》，分析批评那个时代的缺陷面。

    记者：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对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满怀赞誉之词，认为您的“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商鞅、白起、蒙恬、秦始皇、李斯、赵高、等一大批人物有血有肉地站起来；而另一种批评则认为，书中的人物呈扁平化，对人物的命运缺少悲悯情怀。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对商鞅这个人物，您寄托了怎样的理想，和正史中的商鞅有多大的差距？

    孙皓晖：我只知道，关于人物塑造的批评，是拔高商鞅等人物，以及英雄主义的雷同。对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有两种情况的原因。一种是批评者不了解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误解过甚，已经被阴谋化了的我们，已经很难解读那个时代了，已经不相信那个时代的普遍精神了。另一种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对某些遭受长期歪曲的人物，譬如商鞅和秦始皇，缺陷面没有正面地、深入地去写，而只写出了人物发展的逻辑性，使一些读者误认为这些人物是完人。

    “对人物命运缺少悲悯情怀”，我听不懂这句话。

    司马迁对历史上为国家负责的人物的悲剧牺牲，对民众在保卫国家、反击外患战争中付出的牺牲，都给予了淡漠，给予了批评；而对所有明哲保身、全身自保、不对国家民族承担应有的职业责任的人物，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莫非这就是我们某些人要求的悲悯情怀？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对生命之美的艺术发掘已经丧失了能力，对那些文明史上曾经迸发的无比灿烂的生命之花，只从阴暗的、悲剧的方面去解读，莫非这就是“悲悯情怀”？这样的“悲悯情怀”，我确实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记者：《大秦帝国》令人惊叹的大格局，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叙事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息，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到了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有意见认为，由于您对大秦精神的无尚推崇，在叙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时，主观化色彩过于浓重了，以致于更改了一些历史事实，如把商鞅之死改为慷慨就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的思索。是这样吗？

    孙皓晖：中国的历史烟雾，太深重了。《大秦帝国》将备受后世官方意识形态攻讦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正面地呈现出来，许多人不相信，批评我主观色彩浓重，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对那个时代曲解的，不是我，不是《大秦帝国》，而是已经被卑俗化了的后世理念。

    帝国时代的伟大，和我是否推崇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将一个卑俗的时代“写”成伟大的时代，那是连天方夜谭里也不会有的事。推崇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学人的文明良知，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良知。拼命地贬低，拼命地糟蹋自己的文明圣地，在全世界的文明史上，只有我们中国人干得出来！

    商鞅的慷慨就义，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更符合商鞅的信念逻辑。商鞅“造反被杀”之说，史料记述完全经不起推敲，实在没有理由相信这种说法的历史真实性。所谓护法而死就“削弱了人物悲剧命运带来的深层次思考”，我认为恰恰相反。变法领袖因变法成功而死，这是中国政治文明最深刻的悲剧，它所隐藏的社会前进的残酷性，不比“造反被杀”的简单的浅层政治逻辑深厚吗？

    记者：《大秦帝国》同名电视剧在台湾受到更加热烈的追捧，网络下载页很火爆。请您谈谈这方面最新的情况。

    孙皓晖：台湾已经在第三次重播《大秦帝国》了。台湾一个编剧，曾在我的博客留言，说台湾影视圈都在议论《大秦帝国》，觉得大陆能拍出这样震撼人的作品，实在应该多交流，多学习。这位先生还说，有机会一定邀请我去台湾交流。我当然乐于接受。对于一部展现统一文明的作品，台湾同胞能如此共鸣，我是深感欣慰的。

    美国华人世界的反响也很强烈。有几个留学生给我发邮件、写文章，谈观后感受，都很感奋。英语世界反响如何，现在还没有直接反馈。韩国正在播放，日本也即将播放，据说都有一定的社会期望值。

    今年12月中旬，国内四家卫视（陕西、福建、河北、河南）也将同时播放《大秦帝国》，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我们民族文明正源的普遍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