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帝国时代，不能不涉及诸子百家，同样，不能不涉及儒家。

　　客观地说，直到潜入那个时代之前，我对儒家都是不甚了了的。知道儒家是“国学正统”，知道孔子孟子是圣人，也或多或少地读过一些儒家经典。可是，在研究经济法律制度史的过程中，熟悉了儒家所处的时代及儒家基本思想后，我对儒家有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思索。1993年，进入《大秦帝国》案头耕耘之后，儒家问题立即凸现成一个基本问题。其最大难点是：是以儒家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地位”展现儒家，还是忠实于那个时代，还原儒家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本相？

　　我知道，假如走后一条路，我将陷入一片永久的精神沼泽地。

　　可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十六年之后，我终于开始真切体会到这片历史沼泽地所延续的阴沉与迷雾。

　　由于“反儒倾向”，我与《大秦帝国》一起遭遇了现实儒家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地攻讦。开始是隐蔽儒家立场而又欲盖弥彰的种种刻薄贬损，继而是种种审查之中的要求“取消或删改反儒倾向”的专家意见，再后来，便是儒家名人在专办的儒家刊物上公开指斥了。其中，更不乏网络上的种种针对“大秦反儒”的严词攻讦甚或骂辞。当然，更有与我持相同理念的大量共鸣。

　　这里，我要说的是当代儒家们所延续的儒家恶习。

　　治学为文，百家争鸣，这本来是先秦时代开创的大阳之风。在先秦学派的相互评判中，所有的“显学”（著名大学派）都被其他学派批评过，被批评学派也都回应过对方的批评。在那个雷电勃发的时代，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了，鲜有谁记恨谁，鲜有谁对谁人身攻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独有儒家在这个时代中表现另类，显著地鸡立鹤群。

　　其一，儒家首开学派攻击人身之先河，尤以孟子为甚。（不想罗列诸多骂辞）

　　其二，儒家首开篡改史料之先河，孔子孟子同为始作俑者。孔子改削鲁国史而成《春秋》，删削民歌而成《诗》。孟子主张修改或删去《尚书·武成》篇，原因是这篇东西竟敢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气昂昂质问：“以至仁伐至不仁，安能血流漂杵！”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这种治学行为，先秦其他学派没一家效法，或者说，都对这种学风嗤之以鼻。

　　其三，儒家私学之教育成就甚微，先后近十代弟子数千近万门徒，在几百年中没有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有实际作为的大家。这一现象，与孔子确立的“学而优，则仕”的目标南辕北辙。论私学教育成就，战国三大家最成功：第一首推墨家，弟子群人人皆成凛凛义士，禽滑厘等几个大弟子更是实施“兼爱非攻”的大师级人物。其次该是鬼谷子一门，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四人已经改写天下格局了，更不论其余或失传于历史的大人物。第三当属荀子，李斯、韩非两大弟子，皆为煌煌巨星。

　　其四，儒家主张复辟倒退，言论但涉实际，每每迂阔自大而不着边际。此流风播于后世儒家，更见大而无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等宏阔之辞配以政治倒退立场，更见云山雾罩，你根本听不懂他究竟要你如何去做。

　　其五，儒家最缺乏人民性，对人民的公然蔑视为先秦学派之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等等，无一则不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相反，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以爱民”（商鞅语），却遭到儒家的强烈攻讦。虽然，后来的孟子也有过“民为贵”言论，但在不改正复辟立场的前提下，这个井田制下的“民”是真正的人民大众么？至少，是不会包括奴隶阶层的。而法家与其他学派，则都是主张解放奴隶的。请注意，“奴隶”一词是先秦用语。

　　其六，儒家最缺乏大是大非的评判标准与识别能力，辄遇国家危亡社会动荡，其代表人物鲜有大义之举。截至秦帝国统一中国，作为儒家最正宗传人的孔门，传至第八代孔鲋。在风云激荡的八代岁月之中，孔门无一代一人成为救亡名士，或成为投身统一文明潮流的脱胎换骨者。就是这个孔鲋，被始皇帝请出山做了文通君，不思辅助帝国创立统一文明而大义报国，却鼓荡诸侯制而逃亡去职，最终投奔叛乱的陈胜做了博士，又死于乱军之中。自被“独尊”之后的两千余年，孔门七十余代，可有一次一代在民族危亡中利用其文化领袖地位鼓荡正义？近代史以来，日本入侵，孔门何在？逃亡台湾，孔门又做了“台独”势力的国策顾问。凡此等等，儒家最轴心的“素王”家族，可曾给中华民族过一次振奋与牺牲？

　　如此儒家轴心，教人如何敬重？

　　而墨家，而法家，而水工医农诸家，你不想敬重也难。

　　儒家从来不反思本学派的阴暗底色，总是沉醉于剥离了复辟根基掩盖了历史真相的“语录”经文，还要教国人尊奉其为国学正宗，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惟其如此，遭遇儒家而备受攻讦，我是坦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