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报，发表了李星先生的文章。
李星先生立足于质疑不正当的讨伐式批评，对《大秦帝国》作出肯定评价的同时，也对《大秦帝国》提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这种基于真正地理论思考所提出的批评，具有建设性的价值；无论对于作者的今后创作，还是对于读者从思想意义上去审视作品，都是有利的。
李星先生的人文良知、职业素养、论战气度，为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
我与李星先生认识甚早，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可是，由于处于不同领域，相互之间没有业务交谊；加之先生素心正性，下棋喝酒打球等身外杂耍一概无染，故此难成棋友酒友球友等乐呵勾兑。昔年因下棋喝酒等故，进出作协大院颇多，辄遇宽厚醇和之李星，不期然总有一丝暖意上心，总要说上几句真心话。早期交往，仅此而已。后来，一不小心跌进了文学陷阱，走进了历史文学泥沼地，待长途跋涉出来，昔日交谊俱已老矣！白发沧桑相遇，自有别样快意。
自此，与李星先生故地重逢，自然渗进了一份业务语言。
虽则如此，终因我不是职业文学人士，与友人交，对谈论文学始终缺乏激情与自觉。即或对于《大秦帝国》，若从文明与思想的意义上展开，我是有激情的；若是从文学上说，总是缺乏热量。这与是否尊重文学无关。我选择了文学形式，并自觉进入创作者行列，以文学作为思想圣战的阵地，何言不尊文学？所以如此，关注重点使然也。惟其如此，与李星这样纯正的文学评论家，我们的交往仍然是常态的。人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大约就是如此了。
对于李星，我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尊重。
这种特殊的尊重，与其说来自他对《大秦帝国》的职业公正与深刻思考，毋宁说更来自李星既往的文学批评在我心中的沉积。虽然，我并不熟悉李星既往的理论成果。但是，对文学理论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我还是熟悉的；因为，这是一个人文理论家必备的学养视野。以我的理论直觉，李星是具有何其芳品格的评论家，是人文良知、职业素养、论战气度兼具的批评家。
何谓人文良知？理论家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注与建设意识也。
任何理论的提出与建立，都基于自觉的建设意识之上，这是人文良知对于理论家的隐蔽的根基性作用。见诸于理论家个体，这种人文良知，既表现于他对自己的创新理论的责任向善意识，也表现为他对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评价方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大师都是理论创造者，也都是批评家。因为，他们既要表述自我主张，又要评判别家理论。所以，那个时代的思想论战之风弥漫天下，其所树立的论战风格足以垂范后世，万古不朽。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一个典型的方式是稷下学宫的“擂台式”论战。
这种论战的具体方式是三大步骤：上台者提出论题（立论），台下任何人可以提出反面意见（挑战），而后双方辨析（驳论）；若连续挑战失败，则立论者被公认为天下大家。这种论战，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任何一方都得秉持人文良知，该认输就认输，否则论战无法成立，更无法继续。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少年鲁仲连战胜名家大师田巴的故事。田巴在稷下学宫连坐数十日擂主，无人能驳倒其诸多名家诡辩命题。少年鲁仲连上台，却以一句关键词使田巴服输。这句关键词是：“白刃加胸，不计流矢。”其直白语意是：当利刃刺到胸前时，就不能关心远远射来的箭头了。之后，鲁仲连的批评语言大意是，国家危亡，灾难深重，先生不出一策，却整日争辩这些鸡零狗碎之命题，究竟有何作用？田巴愣怔了，想了一会儿，便对鲁仲连深深一躬，服输了。
若从后世乃至当代某种理念看，田巴可以撑持下去的理由太多了。首先一个基本点，鲁仲连提出的命题与田巴的立论不是一回事，凭什么国家危难我的理论就错了？再者，以名家的诡辩智慧，田巴大约可以提出一万个理由来嘲弄这个少年。可是，智慧如名家大师的田巴，却显然没有这样想，他偏偏是心悦诚服地认输了。这里，起根基作用的，就是田巴与战国士子们的人文良知——对国家危亡与社会灾难的责任意识。即或我田巴的立论没错，可是我确实没有切中现实社会的要害，我的理论只是流矢而已，一个少年从关注现实灾难的立场批评于我，我该认输——这应该是田巴的内心所想，也是田巴认输的理由了。
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正义标准。
可是，人文良知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我们尊重李星，根本之处，在于尊重他灵魂之中的那种自觉的人文建设意识，在于尊重他那种将批评者自身置身于建设者行列的人文精神，在于他那种以理论批评作为建设手段的持之以恒的努力。
历史不乏恶性。现实的恶性，使我们先祖曾经的建设业绩一次又一次地毁灭于罪恶的火焰；理论的恶性，使我们民族的文明丰碑长久地被扭曲变形以至妖魔化。我们要重建新文明，首先就需要理性的良知，需要扎实的理论建设意识，需要重新审视文明史的基本功力与基本素养。而这一切的一切，最需要的还是我们的人文良知——一种以建设心态评判是非的精神，一种不说谎、不龌龊、不泼别人脏水的名士气度。
善之灵魂，于世建设之加砖添瓦也。
上善若水，非水之守弱也，乃水之澎湃孕育万物也，乃水之灌溉农耕也。
有善如斯，李星先生的灵魂终将进入理论的高尚殿堂。 |
